邓新华在《论“诗无达诂”的文学释义方式》（《宁夏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诗无达诂”是古代文论中一个有关文学释义的纲领性理论命题。这个命题是由西汉的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精华》篇里提出来的：“所闻《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围绕“诗无达诂”这个纲领性的理论命题，中国古代的文论家和批评家对文学释义活动的特点和规律进行了相当深入的探讨，他们不仅高扬解释者在文学释义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和能动作用，赋予解释者参与作品意义重建的权利，而且还能正确认识和处理释义活动中解释者与解释对象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较好地解决了西方现代释义学无法解决的文学释义的客观性和有效性问题。
陶涛在《屈原精神与我国三次爱国思潮》（《深圳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屈原文化精神的精髓和灵魂只有一个，即爱国主义。屈原对社会的深刻思考和高尚的道德理念，把爱国主义提升到一个全新的精神境界。我国南宋前后、明清之际、清末民初三次爱国思潮中涌现出来的爱国志士群体的代表人物，无不受到屈原爱国思想的沾溉濡染，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他们挺身而出，前仆后继，勇赴国难，使爱国主义不断得到弘扬光大。这说明屈原精神有巨大和永恒的魅力，是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
朱瑞熙在《宋代宋代官员礼品馈赠管理制度》（《学术月刊》2001年第2期）一文中说，宋代历朝统治者针对各级各类官员馈赠和收受礼品的不同情况，在调整官员公俸供给标准的同时，相继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具体的规定和条例，逐渐形成了一整套较为系统和规范的管理制度。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空前的。但宋代的官员礼品馈赠管理制度也存在着不少缺陷，如立法不严，对上宽而对下严，对违法者一般不实行经济制裁等，使得从北宋后期起，到南宋时期，许多官员有恃无恐，官场礼品馈赠之风愈演愈烈。
沈志忠在《二十四节气形成年代考》（《东南文化》2001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二十四节气是我国传统历法的中心内容之一，它不但包含着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农业气候的精辟认识，而且准确地反映了由于地球公转而形成的日地关系，成为掌握农时季节的可靠依据，大大促进了古代农业生产的发展。根据甲骨文、古籍文献及有关考古资料，二十四节气可能源于夏商时期，当时已能由测日影而定冬至、夏至，西周时期人们进一步测得春分、秋分。到了春秋时期，随着测量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八节已经确立。战国时期随着二十四节气天文定位的确定，二十四节气已基本形成，并在秦汉之时趋于完善并定型。直到今天，二十四节气对农业生产仍然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
周佳荣在《唐代和亲公主的出身问题》（《西安联合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和亲是唐王朝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手段。在唐代289年间，周边民族曾多次向唐朝皇室求婚，唐王朝采取了不同的态度，有的答应，有的则拒绝了。据统计，唐朝共出现过20位“和亲公主”与10个不同的民族和亲。从史书记载来看，这些“公主”多非皇帝之女，真正出自皇家的只有6位，其余都是宗室之女、宗室外甥女或功臣之女。虽然这些公主多是“假冒牌”，但其家族都与李唐皇室有着密切的关系，其身份地位也很高。
麻国庆在《草原生态与蒙古族的民间环境知识》（《内蒙古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游牧民的文化体系中也有一些不利于草原平衡的文化习惯。他们把牲畜数量的多少视为财富、地位的象征，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超载放牧。拥有牲畜是财富惟一的真实形式，由此而导致超出了环境的承载能力。另外，19世纪末期以后大规模汉族农耕民向游牧区域的移动也产生了极大影响。这些从事农耕的汉族农民向草原社会的不断渗透，特别是在农牧结合部，引发了两种生产方式和文化的冲突。汉族在这一冲突中立住脚后，以其自身农耕的方式，在草原生态区开垦草原，迫使一部分从事游牧的蒙古族北迁或就地转化为汉族式的农民。这种大量的移民浪潮对草原社会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波。经过数代的开垦，甚多的草原被开垦为农田，其固有的生态体系受到严重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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